二战结束时，大家普遍认为是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日本迫于压力选择了投降。广岛和长崎一遭轰炸，很多人认为日本再也撑不住了。然而，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通过查阅历史档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真正将日本推向投降的因素，并不是美国的原子弹，而是苏联宣战的消息。这一观点尽管听起来颇具新意，但其背后有扎实的证据，且由多位学者进行过验证。这个观点最为知名的提出者是长谷川毅，他是一位日裔美国历史学家，专注于苏联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且已出版了多本相关的著作，影响力不容小觑。
要深入理解这一论点，我们需要从日本在二战末期的困境讲起。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尤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进攻让日军几乎无力反抗。日军的海军几乎被摧毁殆尽，而资源短缺也严重影响了战争的继续。尽管如此，日本的高层依然抱有一线希望，他们希望通过苏联的调解，能够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从而避免完全的失败。为何选择苏联作为调解者？这与1941年日本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有着密切关系。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而苏联则承认伪满洲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此基础上持续进行，这让日本认为北方安全，能够专注于与美军的南方战斗。然而，事实上，日本早已将关东军的主力部队调往太平洋，满洲的驻军变得异常薄弱，甚至连基本的战斗力都难以维持。
展开剩余81%1945年上半年，德国在欧洲的失败为美英苏三国合作提供了契机。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对日本宣战，作为交换，苏联将获得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控制权。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再次举行磋商，7月26日发布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然而，铃木贯太郎首相接到公告后，却选择了无视，决定继续通过苏联渠道进行外交斡旋。与此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佐藤尚武忙于向苏联寻求调解，希望能够通过苏联的调停来与美国达成和解。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造成7万多人死亡，20万多人受伤。但日本政府的反应却冷淡。日本的军方高层认为，美国不过是投入了一到两颗原子弹，破坏力与之前的常规轰炸并无太大差别。东京大轰炸曾在3月9日造成8万多人丧命，日本依然未选择投降。即便是日本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依然坚持本土决战的计划，准备通过挖掘战壕、动员平民等方式抵抗美军的登陆。虽然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陆军方面却依然顽固坚持抵抗。面对原子弹的轰炸，日本仍旧没有立刻做出投降决定，而是继续等待苏联的回应。
转折出现在8月8日晚上11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了日本大使，并递交了正式的宣战书，宣告中立条约作废。从这一刻起，苏联的红军迅速从满洲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向日本进攻。原本日军关东军的兵力已被大幅削弱，苏联的进攻像一阵狂风，将关东军的防线迅速突破。仅仅一天，吉林指挥部就被攻占，接着24小时内，苏军攻占了11个日军重要的军事要塞，长春和齐齐哈尔也相继陷落。短短一周时间，苏军俘虏了47万日军，剩余的日军被迫撤退至长白山。苏联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歇，还继续向朝鲜北部、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推进，甚至准备渡海进攻北海道。
这一切发生后，日本的高层开始感到极度慌乱。尽管原子弹带来的心理冲击巨大，但军部依然认为本土可以守住，抵抗还有可能。然而，苏联的军事行动则直接威胁到日本的国土完整，尤其是失去了满洲的资源基地后，日本的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将几乎枯竭，战斗力大大削弱。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参战意味着日本失去了通过苏联调解与美国达成和解的希望，外交上的算盘彻底破裂。8月9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铃木贯太郎主持了这场讨论，会议上关于苏联宣战的内容成为了焦点，直至深夜，大家仍然未能达成共识。此次会议，甚至出现了日本天皇裕仁的意外表态，他破天荒地表达了对苏联参战的强烈担忧，认为国家的根基将因此动摇，必须结束战争。会议记录显示，虽然原子弹问题被提及，但讨论的核心仍然是苏联的进攻。
同一天，长崎也遭遇了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造成了3万到8万人的死亡。然而，直到苏联的军队不断推进，日本的军部依旧坚持本土抵抗的立场。直至8月10日，天皇裕仁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最终决定，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是保留天皇的主权。8月14日，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宣布了日本的投降。第二天，日本的投降正式生效，战斗结束。
长谷川毅的研究指出，苏联的宣战比原子弹的威胁更具决定性。虽然原子弹的杀伤力巨大，但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坚持“玉碎精神”，即便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也难以动摇其抵抗决心。然而，苏联的迅速进攻，尤其是对满洲的占领，直接打破了日本对外的战略预期，并且威胁到了国家的分裂。日本领导层深知，若苏军占领北海道，不仅会推翻天皇制度，还有可能将日本推向共产主义的深渊。虽然美国投下原子弹有其军事上的考虑，但冷战的需要使得美国政府淡化了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历史的“扭曲”在战后逐渐显现。
长谷川的研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原子弹的震撼作用不可忽视，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苏联在二战结束中的独特作用。历史学家戈登·费尔巴特曾指出，美国对原子弹的信心并不完全，辐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知。而日本对原子弹的态度低估了其威胁，这让它未能立即做出投降的决定。
今天，长谷川的研究依然在学术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核竞赛的不断升温，广岛和长崎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世界反思核威慑的契机。无论如何，战争的结束从来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地缘政治的博弈同样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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